我是一名从仪征检察岗位上退下来已十余年的“老检察”，前不久，接到单位政工部门同志打来的电话，让我写写23年检察生涯中印象较深的检察故事，以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当时，我确实有些犯难，但最终还是欣然同意了。

　　十张双人床 

　　我是半路出家的检察人，1982年2月，已是副营职干部的我才从服役了20年的部队转业到仪征检察院。与我同进检察院的还有另外8名“老转”，他们都悉数分到了业务部门，而我却被分到了不大想去的办公室。

　　办公室事无巨细，行政事务则是办公室最常见的工作。记得那时我在办公室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几里地之外的仪征“大码头”，将为军转干部准备的10张双人床运到检察院。

　　拉回10张床，要是换着现在易如反掌，可在那个汽车都是“稀罕物”的年代，对我来说着实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

　　时任办公室的杨主任只是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怎么完成他只字未提。我只好在老同志的点拔下，去隔壁的看守所食堂想办法借了辆三轮车，希望通过三轮车运回这10张双人床。

　　别看我是在军营操过枪弄过炮的，可对这小小的三轮车还真是无计可施。空车还好，装上双人床之后实在是难以把控，不是左右摇晃，便是偏离方向，只好骑一段推一段，一路缓行。

　　检察院附近的大庆桥是此次运输的必经之路，可骑行到该桥北侧的时候险情突然发生了。不听使唤的三轮车就像脱僵的野马，径直向右侧的河边冲去，好在河边的一颗小树挡住了床架，才避免了险情的进一步发生，要不然我早成了河中的冤魂了。

　　那次险情，无异于一次生死考验，至今记忆犹新，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一把小算盘 

　　1986年5月，“严打”正处于高峰期。为加强经济犯罪查处力度，院党组决定把我从办公室调到经济检察科任科长。一个从没涉猎过“经济”的“门外汉”，要去担任专查“经济”的部门“当家人”，说实话，当时我的心里确实有些底气不足。

　　如何尽快胜任经济检察科工作，这是我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到任后，我每天坚持与全科干警摸爬滚打在一起，学中干，干中学，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

　　当时干警办案靠什么？唯一的装备就是一把小算盘。想买个需几十元的计算器协助办案，也因办公经费紧张而被院领导“搁浅”。

　　经济犯罪嫌疑人，少不了在账册上动脑子、想点子、做手脚，他们认为只有搞乱账目，才能达到目的。

　　1986年年底，仪化公司纪委将该公司某厂一财务人员贪污案移送给了我们。在仪化公司纪委和财务处的密切配合下，侦查人员恁是靠一把小算盘，从浩如烟海的账册中寻找和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最终把一个起初只有几千元的贪污案办成了2万余元、在全省都有较大影响的贪污案。

　　　　后进变先进 

　　1994年5月，经当时的市直机关党委批准，我院的党组织由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在党员大会的推选下，我成为首任党总支书记。

　　自1978年6月检察院恢复重建有了党组织以来，上级党内的各类评比几乎与仪征检察院无缘，党组织有名无实，处于涣散状态，全院上下有抱怨的、有责备的，对党组织表示出种种不满。

　　怎样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召开的第一次总支会上，我要求总支成员全面回顾分析党建工作形势，在此基础上，结合全院党员干警思想实际，讨论制订党建工作计划、争先创优规划，以及组织管理各项规章制度。

　　在接下来召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上，我代表党总支就今后如何做好机关党建工作，作了深入的动员和全面的部署，创先争优活动的大幕就此拉开。

　　从那以后，我们按照“党总支管全院、党支部管一片、党小组管一线、党员管一点”工作要求，各司其责，充分激发和调动党员干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苦干实干，让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火热的检察工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

　　1995年2月，经过不到一年的拼搏奋斗，我院党总支从机关党委数十家单位中脱颖而出，先后被仪征市级机关党委、仪征市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此后又被扬州市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从而彻底甩掉了落后的帽子，实现了从后进到先进的华丽转身和零的突破，其争创经验还得到了时任省检察院领导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