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倡常人难以企及的“君子”道德标准，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以行“仁”，孟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小人几乎等同于禽兽，君子多数人高不可攀。这样一来，一方面大家不愿做小人（禽兽），另一方面君子又很难做到，这就导致一部分人做“伪君子”。所以，鲁迅先生抨击某些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

　　但是，儒家并非没有意识到“仁”和君子的标准过高、常人难以企及的问题。《礼记·表记》记载孔子三次感叹“仁之难成久矣”“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即：仁的难以成功，由来已久了！

　　人们之所以行“仁”难，是因为“仁”的标准超过常人所及。《礼记·表记》记载孔子一方面认为“仁者，天下之表也”（即仁是天下人的仪表），另一方面又承认能够做到仁的人很少，他说：“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意思是：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喜好仁的人，也不是因为畏惧才厌恶不仁的人，这样的人在普天之下很少。所以，君子在议论做人原则时是以自己为准，在制定法律时是以百姓能做到为准。“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意思是：仁的实行有三种情况，一是安于行仁，二是为了利益而行仁，三是勉勉强强而行仁。三者虽然都能达到仁的效果，但出发点却不同。都能达到仁的效果，仅从效果上看，是看不出它是属于哪种仁的。在行仁时遇到了挫折，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它是属于哪种仁了。真正的仁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安于行仁；自以为是的人，看到有利可图才去行仁；害怕犯罪受罚的人，是迫不得已而勉强行仁。

　　天性乐于行仁的人，天下非常得少。《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说，仁作为一种器物，非常非常之重；作为一条道路，非常非常之远。作为器物，没有人能够把它举得起来；作为道路，没有人能够走得完。我们只能看谁举得较重，走得较远，以数量多的，算作仁了。像这样勉力于仁，难度够大的了！所以君子如果用先王的标准来衡量人，那么做人就很难达到标准；如果用今天一般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么就可以知道谁是贤人了。

　　圣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境界来制定民众的行为标准。《礼记·表记》记载孔子说，君子不会用只有自己能做得到的事情去责备别人，也不会用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去羞辱别人。圣人制定的行为规范，不是以自己的能力为标准，而是使民众相互勉励，培养羞耻感，从而能够按照圣人的话去做。用礼来规范他们，用诚信来聚合他们，用庄敬的容貌来修饰他们，用特定的礼服来感染他们，用朋友的情义来劝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一心向善。

　　不仅孔子意识到“仁”的标准过高，常人难以企及，就是一般民众也是这样看待的。《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意思是：子路夜里住在石门，看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看门的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但是，像孔子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宁愿杀身成仁的道义人士，在人类社会中毕竟是少数，立法不能以他们的境界为标准，而应以中等人的境界为标准，《礼记·表记》能够将此表述出来，是很有价值的。

　　人的思想、心理需求不是随意可以变化的，而是由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春秋时期的管子就已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循序渐进地有五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个境界，它们是：生存、成长、超越和归一。这四个境界代表了人生不同的阶段和境遇，也是人生追求的不同层次。生存是人生的起点，指的是人们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如食物、住所、衣服等物质生活。在这个阶段，人们主要面对的是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挑战；成长是生存的延续和深化，是一个人开始自我认知和自我完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追求知识、经验、技能等，拓展自己的视野和能力，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自我肯定；超越是成长的顶峰，是人们通过自我认知和实践，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和欲望，为更大的利益和更高的价值而奋斗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追求真理、智慧和精神上的自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获得了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归一是超越的深化和升华，是一个人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融为一体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不再是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利益，而是将自己的成就和贡献奉献给社会、人类和整个宇宙，获得了最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和生命价值。这四种境界代表了人生不同的阶段和追求，体现了从低到高、从蒙昧到智慧、从自私到无私的发展过程。

　　《礼记·表记》明确提出君子在议论做人原则时虽以自己为准，但在制定法律时须以百姓能做到的为准，这对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相当不易的。